瞿秋白独女:父亲绝非叛徒 行刑者为证
更新时间:2012-09-27 内容来源:
瞿独伊,瞿秋白的独女。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看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,曾在父亲身边度过了充满父爱的时光……
我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,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;
生父觉得不配我母亲,瞿秋白比他要好,所以他同意离婚;
对父亲的采访要求,列宁没有挥手拒绝;
蔡元培说,不能枪毙瞿秋白,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;
博古犯了两次错误,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,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;
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,我父亲绝不是叛徒———
我的家世
我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,但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。我原名叫“晓光”,因为生父对妈妈不好,妈妈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,改叫我独伊。
我的爷爷沈定一(沈玄庐),1920年,参加了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;与陈独秀、李汉俊、陈望道、李达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;参与起草了《中国共产党党纲》。1925年后他离开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。1928年8月,他被国民党的人刺杀。
我母亲杨之华,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、五卅运动,1927年她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;1927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,担任中央妇女部长;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,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。
父亲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,家中曾世代读书为官。但到秋白这一代已经是穷困的家庭了。
父母的爱情
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,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。她叫王剑虹,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。剑虹经常到上海大学听俞平伯讲宋词,父亲则在课后教她俄文,讲苏联的故事。两人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,1923年8月相识,1924年1月相爱结婚,不到半年时间。
父亲是1923年夏由李大钊推荐,到上海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,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。1923年春夏之交,父亲翻译了《国际歌》,翻译并推介苏俄的新思潮是父亲重要的工作之一。剑虹因患肺结核去世,才21岁。父亲非常悲伤,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,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。
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,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。人称母亲有“超群的美貌”,喊她“小猫姑娘”。二十岁出头,她和我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。我生父到上海以后,经不起十里洋场、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,堕落了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。
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,参加妇女运动,结识了向警予、王剑虹等人。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,被社会学系录取。
父亲秋白这个时候因为党派之间的斗争,辞去了系主任职务,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,他讲课很生动,恽代英、萧楚女都去听过。丁玲写文章回忆说,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。要是有人没听到他讲课,就借别人的笔记来看看,不愿意漏掉他的课。
奇特的爱情“谈判”
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,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不久,在一次会见中,母亲和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。
母亲曾经回忆起这次见面说,一天,苏联顾问鲍罗廷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。向警予因事离开上海,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去汇报。她到那里时,意外地遇见了秋白,秋白担任了他们谈话的翻译。
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。剑虹去世后,母亲很同情父亲,一直照顾他。相处不久,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。母亲就说我有爱人,感情虽然不好,但是没有正式离婚。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,就回萧山母亲家里,暂时回避父亲。
然而,执着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,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,来到萧山找母亲。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,见到这种情况,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。
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,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、仰慕。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,需要把一些事情“谈开”。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“谈判”:先在杨家谈了两天,然后沈剑龙把秋白、母亲接到他家去谈,又谈了两天。最后秋白把沈剑龙和母亲接到常州去谈,当时瞿家早已破落,家徒四壁,连张椅子都没有,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。
外婆把我“偷”给父母
沈剑龙同意在《民国日报》上登三个启事: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,母亲跟秋白结婚,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。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,但在这一点,他是很不容易。他觉得不配我母亲,瞿秋白比他要好,所以他同意。
1924年11月7日,“十月革命”纪念日这一天,报纸上登出启事的同时,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,沈剑龙还亲临祝贺。秋白和生父成了好友,经常书信来往,写诗唱和。
为纪念他们的结合,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“赠我生命的伴侣”七个字,送给母亲。这一爱情的信物,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。
他还专门刻图章,父亲对母亲说:“我一定要把‘‘秋白之华’、‘秋之白华’和‘白华之秋’刻成三枚图章,以示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无你无我,永不分离之意。”母亲说:“倒不如刻‘秋之华’和‘华之秋’两方更妥帖、简便些。”后来,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“秋之白华”印章。
第一次见爸爸大概就是1925年。父母到萧山来接我,母亲已经把我抱出来,生父不肯放我走,又把我抢了回去。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,那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。不久,他俩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。我被外婆从沈家“偷”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。
赴俄采访列宁
1921年1月25日晚11时,父亲作为北京《晨报》的特派记者,抵达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。3月8日到16日,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,列宁作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。父亲的报道,在北京《晨报》从6月22日到9月23日连载了27次,标题是《共产主义之人间化———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》,长达三万字。
6月22日,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。7月6日,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。他在当日写下的新闻报道,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,并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。
他说,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,德法语非常流利,谈吐沉着果断,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,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。他说,每逢列宁演说,台前拥挤不堪,椅上、桌上都站成人山。电气照相灯开时,列宁投射在共产国际“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”,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标语题词上。他说,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鼓掌声所吞没。
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,他在会间的走廊上追上列宁要求采访。列宁对父亲并没有挥手拒绝,而是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。由于会务太繁忙,他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,匆匆说了几句,便道歉忙碌去了。父亲在会上还采访了托洛茨基。
1922年1月21日,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。父亲作为参会的代表,还担任翻译,累得病倒了,医生说他的一个肺已经烂了,只能活两三年,他就拼命地工作。
1922年11月5日,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,陈独秀率团参加,父亲担任翻译。陈独秀会后邀请父亲回国主编《新青年》。12月21日,父亲离开莫斯科回国,这时他24岁。
我叫他好爸爸
1928年4月30日,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,筹备中共“六大”。5月,作为中共“六大”代表的母亲带着我,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也来到莫斯科。那个时候,我才6岁。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,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。
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的。别墅有三层,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,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,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。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,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。
1928年底和1929年初春,父亲因病先后两次到疗养院疗养。父母的通信,时常提及我,他说:“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,我心上极其欢喜,我欢喜她,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,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!之华,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。”父亲还给我写信说,“你看好爸爸滑雪了”。
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,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。我不愿意呆在这里,老是哭。我喜欢吃牛奶渣,每隔一星期,父亲下班回来,总不忘买一些回来,带到孤儿院给我吃。后来,我转到儿童疗养院,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,我很不喜欢。父亲为了安慰我,给我写信。
独伊:
我的好独伊,你的头发都剪了,都剃了吗?哈哈,独伊成了小和尚了,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,却不是大和尚了。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?你要听先生的话,听妈妈的话,要和同学要好。我喜欢你,乖乖的小独伊、小和尚。
好爸爸
我叫他好爸爸,因为妈妈喜欢他,让我叫好爸爸,所以他签名都是好爸爸。再后来,我到了国际儿童院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件事。那次,父母来看我,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,父亲卷起裤管,小腿很细很瘦,站在木筏上,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,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。后来,父亲引吭高歌。接着,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被博古留在苏区
1934年初,父亲被派往瑞金中央苏区,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。博古借口说母亲的工作没有人能代替。
母亲在《回忆秋白》中写下了分别的情景:“深夜11点,秋白离开寓所,我送他到门外。快到弄堂口时,他停下脚步,回头走了几步,凝视着我缓缓地说:‘之华,我走了!’”当时父亲说,我们还会见面的,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,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,说5本我拿着,5本留给你,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,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,我写在我的本子上,以后我们回来,可以交换着。
1934年秋,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,父亲奉命留守江西,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。得知此消息后,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,却遭到拒绝。根据张闻天的回忆,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;高级干部是由最高“三人团”决定的。三人团是周恩来、李德、博古。
当时连毛泽东都差点被留下来。周恩来说,毛泽东,我们还是应该带走。他也给父亲说过话,秋白也应该带走。博古说,不带,留着。父亲当时心情很不愉快,他也希望走,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。博古犯了两次错误,一次是不让母亲去苏区,一次是不让父亲参加长征。如果我母亲去了,对父亲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当然我也不恨他,这是历史造成的。
中央红军出发那天,父亲把自己的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,并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。1936年,父亲牺牲后,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,博古感慨地说,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,就不至于牺牲。廖承志感觉他说这话是因为自己很内疚。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,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,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。
父亲被捕与蒋介石劝降
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,国民党派重兵“围剿”苏区。在福建闽西山区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,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自杀掉下悬崖,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;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于难;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,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,被敌人逮捕。
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,师长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,听过他的演讲。他称父亲为“瞿先生”,并给予生活上的优待,就是给了他稍微一点自由,可以看书了。他喜欢看书,宋希濂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。父亲对于大小军官求诗、求印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。宋希濂还是很同情我父亲的,所以他给父亲看病,父亲写的诗什么的,反正是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,都是他保留下来的。
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特务,劝降劝了好久。在行刑前5天,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说,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,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。他们说:“中央是爱惜你的才学我们才远道而来,你的家属也很想念你。你死了,中共给你开个追悼会,你觉得好吗?”
“何必讲这些呢?”父亲说,“我死就死,何必讲什么追悼会呢。”
我的诗还没有写完
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怎么处置瞿秋白,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,蔡元培一个人说,不能枪毙瞿秋白,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,像他这样的才华实在难得,不应该枪毙。
父亲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他的,但他对死很坦然。1935年6月18日要枪毙他,所以6月17日通知他。
那天,要他出来,他说等一会儿,我的诗还没有写完。他把诗的最后几句话写完就出来了,这就是他的绝笔诗,然后他署上“秋白绝笔”。父亲当时上身穿黑色对襟衫,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、黑线袜和黑布鞋。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,后来寻找尸骨挖出来辨认时,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。
父亲走到中山公园的亭子,站在那里照相;给他准备了四碟菜,他坦然地喝酒吃菜,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。赴刑场前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。他一边走一边抽烟,神态自若。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谁是要枪毙的。
他说,我有两个要求:“不能屈膝跪着死,我要坐着;不能打我的头。”走了大概有一里多地到了罗汉岭刑场,后面有一座山,父亲就坐在那块平地上,说:“此地甚好。”
他牺牲前喊口号,中国共产党万岁,中国革命胜利万岁,红军万岁。他倒下时,大家非常安静,记者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声音,因为都知道他是谁。
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留影
我父亲绝不是叛徒
“文革”前后,《多余的话》被污蔑为父亲的“叛徒自白书”。
枪毙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证,我父亲绝不是叛徒。我和我女儿曾经去问过宋希濂,他说:“你爸爸被劝降的时候非常硬,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,我也跟他谈过几次话,我是他的学生,以前看过他的文章,作为我个人,我对你爸爸没有这样子的必要。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,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。他写的《多余的话》,我印象很深。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,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,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。但是我的职务使我要枪毙你的父亲。你父亲没有出卖组织,这一点我可以保证,在‘文革’期间,有很多红卫兵来问我,我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那天,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,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。虽然他是亲手杀死我父亲的人,我们光明磊落、不卑不亢地去看他,他也不尴尬,他说我对你们怎么说,就对红卫兵怎么说,他已经习惯了,很多人找他问这样的历史问题。
1978年,母亲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,但父亲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。
1980年2月29日,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父亲的问题指出:“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。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,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,非改正不可。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,要引导大家向前看,不要过分纠缠。”
1980年10月19日,中共中央为瞿秋白彻底平反、恢复名誉。
1985年6月18日,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,邓颖超、杨尚昆、胡乔木等出席了纪念会。
作者:高梦姣 编辑:高梦姣